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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沧桑

 

真实的林徽音，远比她的绯闻更精彩

世人皆知林徽音。然而，除了“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句经典的诗句外，人们对她的认识充满了偏见与争议。近代作家李健吾曾直言，“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仇敌”，冰心甚至写了篇《我们太太的客厅》，公开讥讽在男人身边团团转的林徽音……

不喜她的人抨击她的“名媛”行为，甚至认为她像“绿茶”一样穿梭于民国众多才子之中：惹得徐志摩对她念念不忘，金岳霖为她终身不娶，梁思成把她当公主捧在手心宠爱……关于她的溢美之词以及捕风捉影的八卦漫天飞舞，她身上所有的优点和缺点都被无限放大，而更丰富的她则常被忽略。

那么，真实的、更丰富的林徽音是怎样的呢？真实的林徽音，不是恋爱脑、不是玛丽苏，而是一位卓越的建筑家和设计师、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她在去世前，身体已经完全透支，却依然将热情投入建筑事业，设计出了国徽等众多我们熟知的作品。

下文从《林徽音先生年谱》中，摘选林徽音作为家中长女、作为徐志摩等一众人朋友的个人经历，以及她自己身为一名诗人、建筑学家和设计师的种种成就，带你认识真正的林徽音。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作为女儿 作为朋友

肩头上先是挑起两担云彩，

带着光辉要在从容天空里安排。

这是林徽音先生在李庄所作《小诗》中的两句。林徽音先生是卓越的建筑家和设计师，又是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她挑起两担云彩，建筑是她擎举的事业和一生职业，文学同样是她的事业和生命的追求。建筑家身兼文学家的，屈指数来，她可是绝无仅有。

林徽音祖籍为福建，1904年生于杭州。父亲林长民字宗孟，早年受业于林纾，与林白水为朋友，后来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的是政治经济，回国后创办私立福建法政学堂，任校长，辛亥革命后活动于上海、南京、北京等地，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外交活动家。林长民擅长诗文，工书法，且为人浪漫，有“万种风情无地着”之句，最为传诵。

徽音为长民长女，父亲根据《诗经·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的出典，给她取名徽音，犹云懿美之德音。傅玄诗“徽音冠青云”，父亲对女儿抱有很高的期望。母亲何雪媛，后来又生一小女麟趾，未能长大。再小的弟弟妹妹都不是同母所生。母亲在家处境尴尬，在她幼小的心灵中造成阴影。她聪明伶俐，秀外慧中，深得父亲的喜爱。童年时代由大姑林泽民发蒙，和表姐们一起读书，她年龄最小又最调皮，有时似不经意听讲，叫她背诗书又无不成诵。受父亲的影响和姑姑的家教，她喜欢诗文和书法，喜欢思考，她早熟早慧，懂事以后，父亲成了她最崇敬最亲密的知己。辛亥革命后随祖父在上海读小学，随父亲到北京读中学。

林徽音与父亲林长民

1920年，父亲官场不得志，被迫去职，以国际联合协会中国分会成员的名义赴欧洲游历和讲学，携徽音同行，行前致函给她说：

“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览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烦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她在伦敦继续读中学，夏天放假随父亲往欧洲大陆旅行，后来考入圣玛丽学院。这期间父亲还带她认识了一批英国的诗人和作家，她读了不少文学名著，常到大英博物馆附近的诗籍铺听人家朗诵新旧诗歌。

1921年春天，认识了来找她父亲的徐志摩。徐志摩倾心徽音，产生感情，可她还在未恋和自觉解看花意的时代。他大八岁，又是已婚的男人，还做了父亲。她见过徐志摩的夫人张幼仪之后，同情和怜悯油然而生，她害怕陷入“一大堆人事上的纠纷”，决定提前回国，聪明的父亲心领神会，放下一切，毅然陪女儿上船起航。

徐志摩是一位浪漫多情的诗人，他热爱朋友，痛恨虚伪。林徽音更是水晶似的清莹透明。坊间传闻和小说把他们的交往写得如何如何，热闹过分。《一代才女林徽因》的作者先在台北推出此书，称作《林徽因传》，副标题竟然是“从徐志摩的灵魂伴侣到梁启超的钦定媳妇”，兴奋的热点带着时代的喧嚣、无聊和浅薄。

徐志摩有三首诗是写给林徽音的，还有一首《月照与湖》今已不传，他自己都直言不讳。林徽音的诗情绪纷纭，不大容易读懂，有的人只会胡乱猜测。如果仔细寻绎，把林徽音的诗读懂了，就全然不是瞎猜的那样，传流至今的诗作中，仅有一首是写给徐志摩的爱情诗，徐志摩也没有对任何一首诗做出应和。

两人成了终生的朋友，徐志摩说他记得他们“交会时互放的光亮”。林长民逝去他写了《伤双栝老人》。林徽音生病时，他极为关怀，多次邀会朋友去一起探望。为了赶来听她的讲演，他乘运输飞机失事丧命，徽音写了散文《悼志摩》和《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诉说自己深情的悼念和怀念。诗人方玮德病逝后，徽音写诗《吊玮德》：

你走了，

你也走了。

尽走了，再带着去

那些儿馨芳，

那些个嘹亮，

……

前一个“你”正是志摩，后一个“你”是玮德，她把他们都当作难得的诗人和亲密的朋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感情层次的微妙，本来是复杂含蓄的，传闻小说上把一些情节渲染得那么细致、那么炽热，又那么“现代”，除了傻瓜，稍有头脑的读者都不肯轻易相信，作者自己也未必相信，发发噱头而已。

林徽音1924年参加过新月社欢迎泰戈尔的一些活动，后来出国留学，学成回国后做教授忙于教学，1931年生病在香山疗养，不能忍耐寂寞，开始写了几首诗和一篇小说《窘》。一般认为，林徽音走上文学道路，是由于徐志摩的鼓励和推动，实不尽然。

早在1923年，她还是一位中学生，新月社还未挂牌成立的时候，徽音就在《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上，以“尺棰”为笔名，翻译发表了王尔德的散文诗《夜莺与玫瑰》，还以“光明、正义、平和、永久”为主题设计了这个专号的封面。

林徽音以“光明、正义、平和、永久”为主题设计了《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封面

《晨报》的前身是《晨钟报》，本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后改为宪法研究会）的机关报。《晨报》副刊的编辑是孙伏园。归根到底，她是跟着父辈前辈走进文坛的。歌德说，每一个十九岁的青年，都是一个诗人。那年她恰巧十九周岁。对于一位早熟早慧的秀慧女子，若是1931年二十七周岁才开始发表作品，未免是起步嫌迟了。

徽音家学渊源，从散文《蛛丝和梅花》的追述来看，她十六岁的时候，已精通中外文学，懂得了人性的细致，跃跃似喜，微风零乱，她能够得心应手地引着“林花谢了春红”“庭院深深深几许”，咀嚼着“斜风细雨”“重门须闭”“终日谁来”那样一些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情绪，以及“明丽如同单独的那颗星，照着晚来的天”，“多少次了，在一流碧水旁边，忧愁倚下她低垂的脸”那样一些西方诗句，作中西比较，以至于她的父亲不无骄傲地对别人炫耀说，论中西文学及品貌，当代女子舍其女莫属，父亲又说，“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作为诗人

徽音一生挑起建筑和文学“两担云彩”，并且在1931年至1937年这短短的几年中，同时交辉，放出奇异的光彩，这意味着什么？又说明了什么？她的才华横溢，精力过人，这当然是一个首要的前提。我看奥秘恐怕还不在这里，她是一位诗人，一身诗人的气质。诗是文学的奥秘，对于一位诗人、文学家来说，诗又是人生的奥秘。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建筑是我们民族的精英文化，文学当然更是。徽音把建筑事业看作是实现生命的，把文学事业也看作是实现生命的，她带着一种幽馥的虔诚和腾沸的热恋，把建筑和文学的追求，当成整个的生命意识，作全身心的投入。

1928年，林徽音与梁思成在加拿大结婚，她不肯穿西方流行的婚纱，自己设计了一套具有中国和东方色彩的结婚礼服

建筑和文学又是姊妹艺术，她早早就悟出了“诗意”“画意”“建筑意”。我国有句古谚叫“血气方刚”，又有句古谚叫“三十而立”，这几年的林徽音正是三十上下，用数学公式写出来，正是30±3岁，她在建筑和文学两个领域里翱翔，更由于频繁地走出去参加寻找古建筑的调查活动，而得以深入民间，探索幻若苦谜的宇宙人生，我们对照起来一起读读她这几年写下的建筑文章和散文，比如一起读一读《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和《窗子以外》、《山西通信》，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闲谈关于古代建筑的一点消息》，一起读读她这几年的精力，和这几年当中与建筑活动、建筑思考、建筑意向相关联的一些诗篇，问题就大概全能解决了。

这几年她好像云雀在高空中自由地歌唱，好像鲨鱼在清水里快乐地闲游，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这些情况再说下去，已非我的能力所及，也许再也说不好了。我且把它称作“林徽音现象”，这是一个别人无法企及甚至很难理解的现象，还是请建筑和文学两界贤达，共同探讨吧。

我们也可以暂且避开这个难题，先来轻松一下，欣赏一点林徽音独特的带着浓郁的建筑意味的诗篇佳作吧。

人去时，孔雀绿的园门，白丁香花，

相伴着动人的细致，在此时，

又一次湖水将解的季候，已全变了画。

——《去春》

你爱这里城墙，

古墓，长歌，

蔓草里开野花朵。

……

我们在古城楼上

今天，——

白鸽，

（你准知道是白鸽？）

飞过面前。

——《城楼上》

偏又流成愤怨，聚一堆黑色的浓烟喷出烟囱，

那矗立的新观念，在古城楼对面！

……再低着头去寻觅那已失落了的浪漫

到蓝色棉帘子，万字栏杆，仍上老店铺门槛？

……即使古老些，需要翡翠色甘蔗做拐杖

来支撑城墙下小果摊，那红鲜的冰糖葫芦

仍然光耀……

——《古城春景》

我数桥上栏杆龙样头尾，

像坐一条寂寞船，自己拉纤。

——《十月独行》

楼外又楼外，幻想彩霞却缀成

凤凰栏杆，挂起了塔顶上灯！

——《灵感》

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

让不知名鸟雀来盘旋？是谁

笑成这万千个风铃的转动，

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

摇上

云天？

——《深笑》

这首题为《深笑》的诗，最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先前林徽音写过一首题为《笑》的诗，诗中说：

那是笑——诗的笑，画的笑：

云的留痕，浪的柔波。

一时最为传诵。后来又写了这首《深笑》。再对照她1931年8月写的《山西通信》：

我乐时就高兴的笑，

笑声一直散到对河对山，

说不定哪一个林子，

哪一个林落里去！

我感觉到一种平坦，

竟许是辽阔，和地面恰恰平行着舒展开来。

散文里写的也是深笑，不过是向着四野平行着舒展，这首诗里的深笑，又是散向高空，摇上云天，顺着百层高塔的琉璃檐边。《深笑》是1936年1月发表的，当时徽音还未去过开封铁塔，诗中提到的琉璃塔，只能是由赵城广胜寺飞虹塔激发的灵感，那么这首诗很可能是1934年晋汾古建筑调查时已经在酝酿，就和《山西通信》是同一个时期的快乐情绪了。林徽音把她对建筑意的直觉的领悟和神往的会心，融化到诗里面，锤炼分散，成为一种独特的光芒和气质，这样的诗，是只有林徽音才能作得出来的。

1937年测绘陕西耀县药王庙（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提供）

1931年至1937年是林徽音一生最快乐的一段时间，好比是春天进入了夏天。

那轻，那娉婷，你是，鲜妍

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

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

……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

在梁间呢喃……

这是四月初夏。

你来了，花开到深深的深红，

绿萍遮住池塘上一层晓梦，

鸟唱着，树梢交织着枝柯，—白云

却是我们，悠忽翻过几重天空！

这是五六月的盛夏。好景不长，秋天跟着就来了。她的《给秋天》这样写道：

可是我爱的多么疯狂，

竟未觉察凄厉的夜晚

已在你背后尾随，—

等候着把你残忍的摧毁！

正是日寇的野蛮入侵，把林徽音的美满欢乐残忍地摧毁了。

1937年8月，徽音和思成扶老携幼逃出被占领的北平。徽音心肠特软，她说她恨不得把城里所有的太太孩子都背出北平。这次逃难，他们经天津、济南、武汉，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10月1日到了长沙。在长沙等待安置，住所遭敌机轰炸，全家仅以身免。

后来决定随西南联大转赴昆明，12月8日挤上汽车，中途在晃县汽车被征军用，徽音又得了重病，很久再上路，前后历时三十九天，才到了昆明。营造学社在昆明艰难起步，徽音已成病人，不能外出考察，只能留守做后勤了。1940年11月，营造学社迁往宜宾附近的南溪县内的李庄，途中徽音病情加重，到了李庄，已经是病废之人，长期卧床不起，咳嗽发烧不止，挣扎在死亡线上。

作为建筑学家和设计师

作为建筑学家的林徽音，抗战期间在建筑领域内，至少做了四件大事。

1941年底至1943年初，她协助思成完成一部《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第六章中的《北宋之宫殿苑囿寺观都市》《辽之都市及宫殿》《金之都市宫殿佛寺》《南宋之临安》等几节，全出自林徽音的手笔。思成在《中国建筑史》油印本“前言”中说：“林徽因同志除了对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资料并执笔外，全稿都经过她校阅补充。”

1943年她协助思成完成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思成在该书“前言”中写道：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在大部分的实地调查中，她又与我做伴，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并对众多的建筑物进行过实测和草绘。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苦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梁从诫后来回忆，写作《图像中国建筑史》时，父亲和母亲一面讨论，一面用一台古老的、噼啪震响的打字机打出草稿。从诫又说《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部分，“大半出自母亲的手笔”。徽音这段时间的建筑史写作，大部分都是在病床上完成的，思成帮她设计了一个连着床的活动桌架。

在四川李庄，林徽音因为肺结核卧病在床

思成和徽音认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不能没有刊物，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成就，全是通过营造学社汇刊报道出去，在国内外赢得了声誉。《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先已出了六卷二十一期，由于日寇入侵被迫停刊，他们一直想着要复刊，佛光寺最重大的发现还没有报道出去。

1944年他们决定恢复汇刊，没有条件就用土纸石印，照片无法制版就改用线描图，就这样思成一人主编出版了第七卷第一期，徽音一人主编出版了第七卷第二期。在第七卷第二期上，徽音发表了《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这篇长文，为的是迎接战后大规模住宅建设，提供借鉴。这一期还发表了费慰梅著、王世襄译《汉武梁祠建筑原形考》，徽音为此文写了一段编者后记。这一期汇刊编完以后，徽音又写了一篇编辑后语。这是《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最后一期。林徽音为汇刊画上了最后的句号，也为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932年林徽音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发表《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

旧时伦理道德讲“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新时代提倡女权和妇女解放，但是知识女性仍然信守着“助丈夫事业成功为第一，教养子女成人为第二，自己事业的成功为第三”那样一种准则。林徽音自己肩上挑起“两担云彩”，还得担负协助丈夫、照料家庭两副重担。抗战之前在北总布胡同三号，家里最热闹的时候是十六七口人，除了自己小家五口之外，还有五口亲戚和他们老妈子，另外有六七个仆人，徽音担任家庭经理的角色。

抗战时期只有家里五口，可又雇不起保姆，柴米油盐锅碗瓢盆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全靠徽音一人，这时她已是重病之人，每天累得半死，上床呻吟，她哀叹她为什么还活着。社会上已经认识到，营造学社不过思成一人而已，李庄时候，思成代理社长，每年到重庆去为申请经费而小跑，徽音还得替他照料整个营造学社。以至于他们自我挖苦地说，思成是火车站，徽音是站长，有时候又反过来。

1943年8月，刘敦桢离开营造学社应聘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徽音给费慰梅写信说：“现在刘先生一走，大家很可能作鸟兽散。”果然，刘敦桢走后，他的助手陈明达也到西南公路局去了。思成说的“在战争时期的艰苦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归功于她”。思成说的语重情长，可全是实话。徽音的毅力惊人、贡献突出，她和思成的同学陈植后来回忆，仍然赞叹不已。

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北平，思成应梅贻琦之聘，到清华大学创办营建系，徽音一到校立即为教师设计胜因院住宅。她投身教学，开了不少的课。当时教师不多，思成去美国讲学考察建筑教育和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建筑师顾问团中国代表期间，徽音带年轻教师主持教学。这期间她身体很坏，1947年底不得不住院做肾切除手术，她已经给费慰梅写了诀别信，又作了一首诗《写给我的大姊》，也是当作诀别的遗嘱。《恶劣的心绪》也是手术前写下的。1946年至1948年徽音写了几首小诗，又接受杨振声、金岳霖的建议，整理一些以前的诗作发表。这几年她心情低沉，《恶劣的心绪》的诗题似乎可以代表整个时期的心境。她在抗战时期写的《哭三弟恒》也是这时发表，诗中说的“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更代表着她心境中的积极一面。

从1949年到1955年不幸故去这六年多，是林徽音作为建筑学家和设计师鞠躬尽瘁，发出最后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她完全告别了文学创作，文章风格也有了变化。这个时期的辉煌业绩，至少有六个方面。

林徽音和梁思成商讨设计国徽

林徽音参加和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这是全国政协交下来的任务，委托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进行设计。徽音和思成带领清华大学营建系教师高庄、朱畅中等，连续几个月的努力，方案中选，直到最后确定。

1950年6月23日，政协大会以起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清华大学的设计。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明令公布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徽音1929年曾设计东北大学校徽中选，二十年后设计国徽。

国徽设计庄严，用天安门表现历史和革命，最为得体，把五星红旗挂在天上，更在庄严肃穆中融合了浪漫的诗意。国徽的设计，林徽音贡献出一生的才华和诗意，是她一生建筑和设计事业的一个最光辉的成就。

国徽墨线图和上色后图案

1952年，徽音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负责为碑座和碑身设计雕饰纹样和花圈图案。徽音一向喜爱雕饰图案，早在东北大学就开过雕饰史的课。为了这个设计，她找了许多资料，做了许多方案草图，每一朵花，每一片叶子都描画过几十次上百次，那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劲头，感人至深。思成为碑建委员会副主任和建筑设计组组长，思成出国期间，碑建会的工作正进入紧张繁忙阶段，她替思成做了不少设计和行政方面的工作。

1950年至1951年，徽音应工艺美术界的邀请，深入到景泰蓝和烧瓷等工艺工场调查研究，掌握生产工具，帮助他们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又便于生产制作的新产品，还亲自参与试制，挽救了传统工艺美术，还帮助救活了两个濒临关闭的老厂。她还为美术院校和美术界培养研究生，她的研究生常沙娜后来做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钱美华做了景泰蓝厂总设计师，孙君莲也成了优秀的设计骨干。徽音带研究生研读期间，对历代图案进行研究，分析其演变和发展规律，还草拟了一个《中国历代图案集》的提纲，准备请王逊一道撰文，由常沙娜她们绘制图案。对于徽音挽救扶植恢复景泰蓝和烧瓷工艺，以及在传统技艺上的设计创新，后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丰在美协的工作报告中，作了热烈的赞扬和充分的肯定。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成为艺术设计学院。把建筑设计与艺术设计结合沟通起来，一直是徽音的夙愿和憧憬。

林徽音与梁思成在户外考察

怎样评价林徽音的一生？

新中国成立以后林徽音仍然是个病人，未能恢复元气。她带病做了大量的工作，写了不少文章，还担负繁重的教学任务，讲过“建筑史”“住宅概论”等课程，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到1954年，她开的“中国建筑史”等课程，大半是躺在床上讲授，学生走后她就发烧咳嗽不止，这样舍己芸人，讲课时仍然兴奋不已。

1954年冬天很冷，徽音病情转重，思成决定搬到城里过冬，以便治病，房子没有找好，临时借住在陈占祥家里。1955年2月，春节刚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批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批判气势凶悍，不容分辩，研究建筑史、古建筑和文物保护都被打成复古主义，“企图完成一部中国建筑史”也成了一种罪状。从此很长一段时间里，实际上剥夺了思成写作建筑史的权利，思成开创的建筑史学科从此一蹶不振，名存实亡。

徽音当时病情严重，住进医院，一次批判会后，吴景祥陪思成到同仁医院看望徽音，见到思成，谁都说不出话来，二人只是相对无言，默默相望，吴景祥看了也不觉凄然泪下。思成接连挨批忍受不了种种打击和折磨，也一病不起，住进了医院。3月31日深夜，徽音忽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她要见一见思成。当时思成就住在隔壁病房。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说吧。弥留之际她想见亲人，有话要说竟未说成，4月1日清晨，凄然长逝。这时她才刚过五十岁，尚在中年。

1936年，在山东测绘滋阳兴隆寺塔（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提供）

我们应该怎样评价林徽音的一生？她的作品是超凡出众的，她的人格更是超凡出众。她一身幽馥的诗意，满腔滚沸的血液，又“挑起两担云彩”，在建筑和文学两个领域里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才华过人，很早就有“一代才女”之称，岂止一代，旷世超卓，罕有其匹。20世纪40年代的学者说她是“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可谓一语妙中。她又是一位悲剧性的人物，她的生命正放出奇异的光彩，日本帝国主义的万恶侵略摧毁了她，使她的才华未能完全发挥出来。新中国成立后她获得新生，鞠躬尽瘁，再放出生命的光彩，一场“左”的、完全错误的批判运动，又使她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由于时代的浅薄和“左”的惯性堕力，我们现在对林徽音的认识和礼敬，还差得很远。她的爱国情怀和献身精神，她的惊人毅力和创造热情，她的慈悲心肠和人格魅力，是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她的诗文小说和建筑文学中那种真奥之思、飞动之趣，那种衫裾缥缈、云衮霞缨的神彩，我们还不能很好地领悟。有人甚至还说，她的作品“绝不是第一流的”。建筑界的情况似乎更糟。这位我国第一代优秀建筑师之一，第一位女建筑师，我国数一数二，甚至足可以与梁思成并列第一而无愧的建筑学家、建筑大师，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卷》上居然连个条目都没有！不少年轻建筑师已不知林徽音为何人。这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我们怎能不问心有愧呢？

文中的“音”字写错了吗？

关于林徽的“音”改成“因”的原因，在《林徽音先生年谱》一书，作者曹汛有详细的考证介绍。那是1935年年初，“为避免与上海一位男性多产无聊写家‘林微音’名字相混，甘冒不孝的罪名，忍痛改名徽因……徽音的名字是父亲所赐，她非常喜欢。”在曹汛看来，林先生曾因不堪无聊文人的碰瓷骚扰而改名林徽因，并非她的本意。这个本名“不仅是父亲所赐，先生自己也喜欢，改名是痛苦的，不得已的，所以现在应该重新改回来。”

本文节选自

《林徽音先生年谱》

作者：曹汛

出版社：文津出版社

出版年：2022-7

编辑 | xuyan